木炭机「生产线厂家」机制木炭机,木炭机设备,河南凯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社区

2019年第16期【八桂纵览】瘴气对明清时期广西的巨大影响

发布日期:2022-05-13 15:13   来源:未知   阅读:

  “瘴”作为文字的出现比较晚,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尚未收录该字。它出现在东汉时期,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载:“初,援在交阯,常饵薏苡实,用能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气”。《后汉书》也因此成为最早记录瘴气的正史。

  瘴、瘴气、瘴病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关系。瘴是一种在较为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中,因其地理位置特殊,气候变迁频繁,海拔高低不同以及该地区动植物的生长繁殖等整个生态循环过程中所产生的对生命及人体构成威胁的自然现象。瘴气是这种自然现象以气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不同的形式之一。瘴病则是由瘴所致疾病的统称。

  广西是瘴疠较为严重的地区,其严重程度,就流行地区而言,所辖各府均有瘴病发生。明清时期瘴气在广西的分布主要集中在边远和偏僻的山区,相对而言,在平原和盆地地区,瘴气则较轻甚至没有。

  明代晚期著名学者章潢在《图书编》中明确记载广西无瘴的县仅有临桂与灵川二县,而左右江地区,与云南、贵州交界的地带以及大藤峡地区的瘴气非常严重。

  左江地区有太平、思明、南宁、龙州;右江地区有田州、镇安、泗城州、上林司、奉议州、思恩府;云贵交界处有庆远、安隆司。这些地方自古瘴疠为盛。大藤峡居于柳州、浔州、平乐府之间,瘴疠极盛,号为不可久居之地。当地人称“大藤峡天险之窟也,密菁重岩,人不旋踵,三时瘴疠,不可久居”。

  此外,柳州府“自古为迁谪之乡”,瘴气严重。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任官柳州时深有感受:“瘴毒中人,家人病者十九。”著名清官于成龙清初任职罗城县,时“罗城居万山中,盛瘴疠”。

  明代陈全之认为“浔州瘴气殊盛,惟东平南县近梧州者稍舒可”。梧州府虽与广东接壤,亦“多江山瘴疠之气”。其他地区的瘴病也较严重,流经桂林、平乐两府的府江,在上达阳朔,下达昭平的地带,号为“炎荒瘴疠区”。

  清代初期,广西瘴气在局部地区仍较为严重。清人闵叙言:“杜诗云:‘五岭皆炎热,宜人独桂林。’以风高无瘴也,下至平乐、梧州,及左右江,瘴气弥甚,早起氤氲,咫尺不相见,非至已,不见山也。”城镇相对于乡村而言,瘴气有所减轻,如太平府“郡城人烟稠密,视他处为稍减”。

  到了清代后期,广西地区市镇发生瘴气极少,仅山村偶尔有之。如光绪《恭城县志》记载广西“烟户稠密,村落如星罗棋布,烟瘴之气,城郭市镇绝少,近山之村时或有之”。

  秦汉以来,历代王朝都对岭南地区进行移民开发,到清代中叶,广西东部地区的居民就已经是以汉族为主体。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广西十一府一直隶州,人口共7429万人,其中东部地区的桂林、梧州、平乐、浔州四府和郁林直隶州所辖人口3788万人,壮、瑶等少数民族约只占其中十分之三。而在广西西南的左右江流域20世纪20 ~ 30年代仍是 “壮人村落,星罗棋布”的格局,少数民族人口分布集中的情况非常明显。

  那么,为什么经历了明清时期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广西西南部地区在民族构成上仍是“蛮胜于汉”?过去多以地理位置偏远和土司制度的阻碍作为解释,这从地理和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合理的,但明清后期的改土归流,扫除了移民入迁的政治障碍,仍旧未能让“夷多汉少”的局面有所改观。这其中瘴病对民族分布格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尽人力却难制天命的古代封建社会中。

  如前所述,瘴气的产生对自然环境的要求是炎热潮湿、山岚叠嶂、空气不通。广西历来以山多著称,有所谓“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是以广西成为瘴情严重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少数民族聚居高寒干冷地区,其原因是为了避免疾病,因为气候越干冷,瘴气产生缺乏相应的条件,瘴气则越少。所以,在医疗条件严重匮乏以及社会经济不够发达的古代社会中,海拔较高的山区自然就成了广西少数民族的聚居地。

  另一方面,由于明清时期大量汉族移民入迁广西,开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梧州府等平原地区,破坏了瘴气产生的条件,瘴气减少,汉族移民于是定居下来。由于人地矛盾的激化,使原本居住于梧州等地的少数民族因受民族歧视和压迫被迫迁入到桂西南的左右江等经济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交通闭塞,生存地域封闭,生态环境原始,生产水平低下。受到生存条件限制,汉族移民较少进入开发,这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从而也保护了瘴气存在的自然条件,以致于这些地区仍旧“瘴气郁结”,但是对于被迫入迁后千百年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少数民族而言,水土相习,并不构成多大的威胁。

  由于瘴气的长期存在,历朝政府对广西民族地区在政治治理方式的选择上表现出与中原大不相同的特点。

  唐代岭南地区实行特殊的“南选”之制,是为解决人才缺乏的困境而施行的。宋代也面临同样困境。为此,朝廷对任职岭南的官员优渥有加,规定“岭南官除赴以时,以避炎瘴”。直到明清时期,广西仍然是士大夫们最怕前往入仕的地方,尤其是许多官员在瘴区染瘴故亡之后,这些地方的官职常常空缺,无人前来任职。对此,吏部将这些官职定为“瘴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王朝为了更好地统治和管理边疆民族地区,以及出于巩固边防需要的考虑,在广西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一些统治措施,便形成以当地民族首领担任地方官的羁縻制度。

  羁縻统治在明清时期的主要体现是土司制度。由于明朝历代统治者对土司制度的有效性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对这一制度的推行更是不遗余力。据《明实录》记载,左右江地区设有土官衙门大小四十九处,若遇纠纷,则由总兵官与巡按御使三司官理断,“缘诸处皆是瘴乡”,“三年之间,遣官往彼,死者凡十七人,事竟未完”。宣德六年(1431年)总兵官都督山云建议“各令土官及应问之人,克期来集,以候理断,庶免瘴患,事亦易完”。山云建议以土官定期赴卫所听从处理代替流官赴土官衙门处理有关事宜,正是为了避免流官染上瘴病,他的奏折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由此可见,瘴气肆虐,中央王朝的势力难以深入是土司制度等羁縻制长期存在的原因之一。而羁縻统治的长期存在,使相对独立的土官统治者安于现状、无心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羁縻统治区的落后性和原生态,这又成为广西民族地区瘴气长存难消的一个要因。

  清代,左右江地区仍是“瘴疠熏蒸,官斯土者,病之接踵”。在大藤峡一带任职的流官、巡检也多死于瘴疠。为鼓励内地官员们到边疆工作,清王朝在广西采取“烟瘴即调”和“烟瘴即升”的政策,硬性调派邻省候补、候选之人前往任职,满三年之后调回内地,任满五年的给予提拔升职。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67《吏部五十一汉员遴选》云:“广西烟瘴边员调补,乾隆三年议准:广西太平府明江理土同知、通判,宁明州知州、吏目……下雷土州吏目二十七阙,水土最恶劣,别省人员不甚习服,应于内地拣选福建、湖南、广东、云南、贵州等六省人员补调。光绪十年又议定:广西沿边烟瘴,正印、佐杂等官缺出,于桂平等五府二州内拣选调补,教职亦一体补用。”从这些针对瘴区的调补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吏制更符合实际,更趋向合理化,也更具有封建人文关怀性。

  广西地区官员的升迁亦因瘴气之轻重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在烟瘴水土甚为恶劣的壮族地区,如“百色、太平、宁明……西林等府、厅、州、县及忠州、河池等数十杂职,为烟瘴缺”,其文官“俱三年俸满,有政绩、无差忒者,例即升用”,“边疆水土恶毒,或不俟三年即升”。而烟瘴水土不甚恶劣的壮族地区,如“罗城县三防塘主簿,怀远县古宜甲主簿……归顺州吏目,湖润寨巡检”,其文官则是三年俸满在任候升。武职官员的升调基本与文职相同,亦分为三年和五年调回内地补任他处两种做法。如右江镇总兵“三年俸满,撤回内地另补”。

  由于瘴区任官的艰难,清王朝逐渐完善官僚体制,不仅对“烟瘴缺”的题补、调补等作出明文规定,还对因瘴而身亡的官吏有相应的抚恤规定。如广西庆远、思恩、泗城、太平、镇安五府“为极边烟疠之乡,官斯土者,偶触烟岚,便致不起,况山路崎岖,携柩归里,更属艰难”。于是,乾隆二年(1737年)谕:“染瘴身故人员,俸职边远,不幸因瘴殒生,深可悯恻,自应酌量加恩。”为此,朝廷议准广西五府“遇有病故之员,知府每站给银四两八钱,丞卒州县每站给银三两五钱,佐杂微员每站给银一两二钱。每年动用银两,造入耗羡册内,报部核销”。使瘴区病故官员家属受政府人文关怀得以顺利返乡。另外,清政府对于那些奉命回调或升调的官员也给予一定的差旅补助费。

  随着瘴气的消减,清朝在边省官制上有所调整。如雍正帝针对边省俸禄太优的问题曾说过:“朕思边省地方,或烟瘴难居,或苗蛮顽桀,官斯土者,与内地不同,是以边俸较腹俸之升迁为速耳。今太平日久,亦有烟瘴渐消,风俗渐淳之处,仍照旧例题补、升转,亦觉太滥。著九卿将各边俸之缺,或系瘴疠未除,宜令督抚题补;或系风气已转,可照内地选用,一一分晰议奏。”

  瘴疠之害,因其发生的地域广、时间长,对历代的军事征讨和驻防造成重大影响,不但使前来征讨的将士客死异乡,还使驻扎士兵无法长期驻守,成为用兵者难以克服的障碍。

  明初大军经广西征伐安南。从广西进入安南共有三条大路:一路由凭祥出镇南关,一日至安南的文渊州;一路由思明入丘温,经过摩天岭,一日至思陵州;一路由龙州入,一日至平西隘。这三条通往安南的路“丘温、凭祥、龙州具瘴疠之地,行者艰难”。

  光绪年间清军在剿灭广西少数民族起义时,因瘴气侵袭而使前来的军士死伤无数,“逾岁(光绪二十九年,即1904年),广西降匪陆亚发陷柳州,湘边大震。起忠浩率所部援桂……会天酷暑,郁为瘴疠,兵士死相继”。瘴气成为瘴区民族军队保护自己的有效屏障。所以,瘴气对广西军事征讨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军事驻防上,瘴气也有着巨大的影响。明代军事驻防实行卫所制度,广西地区亦是。“成祖永乐初,调湖广、贵州军征广西蛮,遂留宿其地……阅岁践更,然水土不服,多至病死,间有逃亡不赴者,法不能尽绳也”。为此,明正统十年(1445年),广西总兵官柳溥不得不奏请:“广西官军每因瘴疠死亡逃窜,比之国初十无二三。奏调贵州、湖广、广东官军共一万七千前去轮班操备。”

  广西大藤峡农民起义更能说明问题,明正统元年(1436年),兵部尚书王骥奏:“大藤峡等处蛮寇攻劫乡村。”发展到天顺五年(1461年)“大藤峡瑶贼出没两广,为恶累年,迩来愈甚”,天顺七年(1463年)“大藤峡贼夜入梧州城”。大藤峡的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加上瘴气盛行,景泰年间,瑶族人侯大苟充分发挥其组织才能,掀起规模巨大的起义反抗斗争。成化元年(1465年),明朝起用韩雍组织十六万官军和四万土军才了大藤峡农民起义。随后于弘治初年,明廷调拨湖广官军万余人驻守浔州、柳州、大藤峡等处,结果“类多死于瘴疠,幸而生者往往逃窜,人情畏惧,如就死地”。

  由于在军事驻防的实施过程中,自然环境恶劣、组织工作不力、补给困难等,致使驻防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中央政府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一方面,针对瘴区戍守士兵多死于瘴气而造成的驻防军伍缺额严重不足,进行拨补。如明代景泰二年(1451年),湖广巡按李实向兵部建议:“将广西轮班官军留在卫,另行设法拨补,前去广西操守。”并说:“查得递年轮班广西征进官军,每年蒙拨哨守浔、梧等州,大藤等峡,因感患山岚瘴气,死者一半,每卫所不下百十名,不免要军拨补。”

  另一方面,为了减少瘴气侵害,保存军事实力,实行轮流戍守制,即采取异地轮换的方式对军队驻防地点进行调整。如明代弘治二年(1489年)题准:“梧州原分宝庆等七卫所,柳州原分九溪等三卫所,各官军通行掣回。内拨宝庆、宁远、永州三卫官军赴柳州城操守,又拨九溪、永定、常德三卫官军,兑出全州、灌阳、富川、怀贺、恭城及桂林、兴安等处土著官军,赴梧州操守,其余长沙、衡州、岳州、夷陵四卫所官军,俱留广西城操,轮流巡哨府江一带地方,再不许分拨重瘴地方,若暂遣出征巡哨者不在限。”这种把湖广班军调整至桂林、柳州和梧州等大中城市附近,以避免班军在偏远山区不服水土的做法,充分体现了朝廷对军事驻防官兵的人文关怀。

  瘴气对广西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主要表现在“民间瘴文学”(诗词)的繁盛和“民族瘴医典”的继起两方面。

  如前所述,两广地接岭海,道远险恶,长期以来是贬官流放之地,罪人投畀之所,同时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而成为仕宦寓居之地,商旅游历之所。南方荒远岭海之间兴盛的瘴气便不可避免地进入这些逐客贬官、文人学士、居民游宦的生活中。

  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游记、文集、笔记中对瘴气的记录逐渐增多,记载瘴的种类、产生条件、分布地区以及瘴区的自然生态环境等。如唐代刘恂《岭表异录》,宋朝周去非《岭外代答》、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明代邝露《赤雅》、王士性《广志绎》,清朝范端昂《粤中见闻》、闵叙《粤述》、屈大均《广东新语》等。

  另一方面,他们政治上失意遭贬,一腔抱负,满腹才情,与岚雾瘴气相共鸣,诉诸吟咏,留下不少作品。柳宗元、范成大、张九成、黄庭坚等一大批诗人、文学家,或贬斥,或游宦,或任官,或怀人,都写过表现江南瘴疠的诗篇。

  柳宗元因支持王叔文改革,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调为柳州刺史。在这僻远之地,亲身感受到“桂岭瘴来云似墨”的骇人情景,也著诗表现“瘴茅葺为宇,溽暑恒侵肌”的贬谪生活,以及“瘴疴扰灵府,日与往昔殊”的慨叹。范成大写道:“病眼全昏瘴雾遮。”张九成“岁岁不堪青草瘴”,黄庭坚“直愁瘴疠连营空”。诸如此类,举不胜举。明人张鸣凤曾经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他说:“盖以朝贵列华要,一奉严谴,走畏途,即近在三辅,亦嗟失势,况江岭以南乎?至宋则多屏之昭象(今广西昭平县、象州县),州郡远且恶也,曰迁谪,曰安置,所坐各有名……行李所经,间有嘱咏。”

  瘴气产生的影响深广,因而自古以来,产生了很多致力于救治瘴疟的医书。早在《素问》篇中已有《疟论篇》,根据寒热偏胜的不同,有寒疟、温疟、瘴疟之分。南朝齐梁间的医学家陶弘景《肘后备急方》则首次提出“瘴疟”的名称,隋人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更明确指出瘴疟多发于岭南,病由瘴湿毒气所致。唐宋时期,随着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开发的深入,瘴气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

  遭贬流放荒远的文人学士,有些亲历目睹瘴气带给人们的痛苦之后,下定决心搜集疗救方术,著为专集,流传后世。如明代郑灵渚著《瘴疟指南》,此书可谓是中国古代治瘴技术的集大成者。一些文人笔记、野史、地理之书,也多有单方、草药的记载,广泛宣传治瘴之术。如唐代陆贽在流放忠州期间“家居瘴乡,人多疠疫,乃抄撮方书,为《陆氏集验方》五十卷,行于代”。继洪《治瘴续说》对冷瘴、热瘴及痖瘴均详载疗治之方,且根据病症的不同而附有加减之法。明代《赤雅》记载了药治、针治热瘴之法等。这些医书和医典,不仅丰富了中国中医学的内容,同时也成为对瘴气更专业、更翔实记录的史料。

  不过,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瘴气对广西民族地区的固有文化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护作用。广西瘴疠为盛,中央王朝移民开发较晚较少,汉文化也未能以强势进入,所以对广西固有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也较小,民族地区的文化也因汉化程度较低而得以保存其特有的本质。

  广西是我国西部的多民族省区之一,境内山岭延绵,林木茂密,溪流众多,沟壑纵横。受到恶劣自然条件限制,边远地区的交通改善十分有限。这些地区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正是瘴气赖以滋生的条件,瘴气在边远民族地区较之平原地区则更为密布,因而不可避免地对广西的交通发展产生影响。

  明代广西的道路仍旧是残破不堪,不少地段极其险峻,人马难行,清道光《天河县志》形容道:“峰峦叠起,悬崖绝壁,道路最险。”龙胜、三江等地则是“崇山万叠,峭壁千寻,而宽广平阔之地甚少。”

  直到清末,边境民族地区不仅陆路交通发展缓慢,如《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府部》记载当时“丛崖叠嶂,高峰虎踞,曲径羊肠”,水路交通也极为落后,所谓“川小水浅,不通舟楫”。

  发展交通变得困难。永乐初年,在商议开通安南道路时,鉴于广西瘴疠毒甚,礼部官员建议改定广东,由钦州进入安南,“既免瘴疠,又便往来”。又如乾隆年间的滇铜外运,“由广南一带新开河道,经历粤西、湖南、湖北等省转运至京”。但因滇桂地区瘴气盛行,其运输通道也不得不考虑瘴气影响,“今因滇省产铜,即在滇省铸运,自滇至京,水陆万里,以数百万金钱,每年涉历于夷方瘴疠之乡,脱有迟误,关系非轻”。是以张允随在其奏稿中“仰请圣恩敕停鼓铸”。■文化强国需软硬实力 专家论策谈今古道理